近代科學輸入中國的19世紀后半葉和20世紀上半葉，正是中國民族危機日益深重的年代。隨著科學知識的傳播，孕育出了中國科技工作者“科學救國”“科技強國”的家國情懷，這是科學精神在中國本土化過程中產生的一種特殊的中國科學家精神。

　　倡導“科學救國”

　　19世紀中葉，最初開眼看世界、積極倡導學習近代先進科學的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以夷攻夷”和“師夷之長技以制夷”的主張，飽含奮發(fā)自強的時代強音。稍后，李善蘭等人認識到“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為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出，推原制器之精，算學明也”，即認識到科學技術是西方強大的重要原因。近代科學與古代科學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與技術的密切聯系，它有助于人們認識客觀世界，是人們改造物質世界的重要力量。這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中的先進分子來說，是一種全新的觀念。

　　晚清著名科學家李善蘭、徐壽、華蘅芳等人都投身到謀求國家富強的自強事業(yè)中。李善蘭晚年擔任京師同文館算學教習，培養(yǎng)了一批數學人才。徐壽、華蘅芳等在曾國藩的支持下，于1865年打造出中國人制造的第一艘輪船“黃鵠”號。在上海江南制造局，徐壽、華蘅芳等人與英國人傅蘭雅等合作，采用口譯與筆錄整理相結合的方式，翻譯了200余種歐美科學技術標準著作和教科書，比較系統(tǒng)地把西方近代科技知識介紹到中國，極大地豐富了中國讀書人的知識視野。

　　甲午戰(zhàn)爭之后，嚴復積極向國人介紹進化論，他精心編譯了赫胥黎的《天演論》。嚴復明確提出“西學格致救國”即“科學救國”的主張，他對于科學的概念、方法和功能的理解和介紹，比前人有了較大進步。

　　中國現代第一代科學家陸續(xù)登上歷史的舞臺，他們大都留學于歐美日，在一些著名大學跟隨著名科學家學習和深造，掌握了更先進的科技知識，擁有一定的科研經驗。他們目睹西方的富強進步，痛感中國科學落后，認為急需向國人傳播科學知識，建立和發(fā)展中國自己的科學事業(yè)。1914~1915年，任鴻雋、趙元任、楊銓、秉志等留學生在美國組織中國科學社，編輯《科學》月刊在國內發(fā)行。繼嚴復之后，中國科學社的成員大力倡導和踐行“科學救國”。正是因為認識到科學是中國富強之所必需，中國科學社的這些科學先輩才身體力行，積極傳播科學、倡導科學，他們是中國現代第一批科學家，也是中國現代科學的真正奠基人。

　　倡導科學精神

　　“科學精神”一詞最早來自于日文文獻，但由任鴻雋等《科學》雜志的主要作者作了新的詮釋，他們是在現代中國最早倡導科學精神的科學家。

　　1916年1月，任鴻雋在《科學》第2卷1期發(fā)表《科學精神論》一文，他認為科學家所謂真理，是以事實為根據，通過實驗取得數據，進而通過邏輯推理判斷，再加以實驗驗證得出的結論。他還批評國人的科學觀念過于崇尚物質與功利，認為科學精神在于探究真理，并指出崇實、貴確為科學精神的兩大要素。后來，他又進一步提出崇實、貴確、察微、慎斷和存疑為五種科學精神。

　　任鴻雋的老友、動物學家秉志在《科學精神之影響》一文中指出，科學精神為公(公開無私)、忠(忠誠忠實)、信(科學以求真理為唯一之目的，決不容作偽矯飾)、勤(勤勉)、久(鍥而不舍、不容懈怠)。秉志認為，雖然這幾點早就為中國古代圣賢所倡導，但中國人平常所作所為恰恰與此五點相反，因此他提出了要以科學精神改造民族性格的問題，認為只有通過科學精神的倡導，才能發(fā)展科學，使中國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著名氣象學家和地理學家竺可楨在《利害與是非》一文中指出：近代中國人雖然提倡“科學救國”，但只看重西方物質文明，而不重視“科學精神”的培養(yǎng)。他說：“科學精神就是‘只問是非，不計利害’??有了這種科學的精神，然后才能夠有科學的存在?！痹诰腿握憬髮W校長之后，竺可楨將科學精神概括為“求是”二字，并把它定為浙大的校訓。

　　踐行“科學救國”

　　中國現代科學家是科學知識的傳播者，更是“科學救國”的踐行者。任鴻雋、竺可楨、胡明復等人回國后，大都在國內各大學任教。他們的歸國大幅提升了國內大學的教學水平，使之成為名副其實的大學。另一方面，他們又積極謀求建立科研機構，親身從事科學研究，大力推進中國現代科學技術的建制化，從而在20世紀上半葉奠定了中國現代科學事業(yè)的基礎。

　　1916年，丁文江、翁文灝等歸國留學生主持的地質調查所開始開展地質調查工作。1922年，中國科學社建立了生物研究所開展動植物調查和研究。1923年，永利堿廠等聘請哈佛畢業(yè)的化工博士孫學悟主持新設黃?；瘜W工業(yè)研究社，開我國私立研究機構之先河。1928年，民國時期的國家科學院中央研究院終于建立起來，陸續(xù)成立了物理、化學、工程、地質、天文、氣象、心理、社會科學、歷史語言等主要分布于上海和南京的10多個研究所。次年又建立了北平研究院，先后成立了物理、化學、鐳學(后改稱原子學)、藥物、生理、動物、植物、地質、歷史等10多個研究所和研究會。同時，20世紀20年代末和30年代也是中國現代科學團體建立和改組最為活躍的年代。這一系列新機構新團體的成立和組建，標志著中國第一代現代科學家正式登上歷史舞臺，在國家建設、社會發(fā)展和科技事業(yè)中發(fā)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九一八”事變后，面臨日本侵略的嚴峻形勢，中國的科技界加緊研究國防等現實課題。許多大學開設了國防科技課程，一些科學家也開展了國防科研工作，為西南西北大后方的建設出謀劃策?！捌咂呤伦儭焙螅婵箲?zhàn)爆發(fā)，許多重要的大學、科研機構和科學文化設施內遷，西南聯大、浙江大學、中央大學、武漢大學等堅守西南，弦歌不輟。

　　全面抗戰(zhàn)爆發(fā)后，大批留學生響應國家號召歸國參加建設和抗戰(zhàn)。到1938年，歸國留學生總數達8000人。我國現代第二代科學家里面的一些代表人物，如陳省身、華羅庚、許寶蚴、趙九章、王竹溪、龔祖同、方俊等著名科學家，都是在抗戰(zhàn)初期就回國工作。他們與許多先期歸國的科學家一道，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堅持教學和研究，延續(xù)和發(fā)展了中國的新興科技事業(yè)。

　　抗日戰(zhàn)爭中最艱苦的年代，也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陜甘寧邊區(qū)科技事業(yè)發(fā)軔之時，延安吸收了大批青年知識分子參加專業(yè)技術和管理工作。屈伯川、陳康白等留德博士，沈鴻等大城市的技術專家都奔赴延安，參加邊區(qū)建設。黨中央高級領導親自參加陜甘寧邊區(qū)自然科學研究會等學會的活動，宣傳和普及科技知識。延安自然科學院、晉察冀兵工專門學校等高等學院，還培養(yǎng)了一批黨的科技干部和青年科技人才。延安時期黨開創(chuàng)和領導科技工作的經驗和其間成長起來的科技干部，在新中國成立之后黨領導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yè)工作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新中國的建立為我國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以及科技工作者實現科技報國的抱負創(chuàng)造了前所未有的大好機遇。上世紀50年代，約2000名留學生回歸祖國，形成了新中國成立初期的歸國潮。他們不計條件、排除萬難，積極參加新中國建設，成為我國科學技術各領域的學術帶頭人和科研骨干，其中許多科學家申請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新中國的科技事業(yè)的奠基和發(fā)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勛。

　　回顧歷史，中國科學家的家國情懷和科學精神孕育于中華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代，幾代科學家為中華民族擺脫貧窮落后的狀態(tài)不懈奮斗、無怨無悔。在當前21世紀建設科技強國的新形勢下，重溫老一輩科學家從“科學救國”到“科技強國”的心路歷程，必將激勵新一代中國科學家為我國科技的自立自強作出應有的貢獻。

　　(作者王揚宗 系國科大科學技術史系主任)